成都灯笼供应商--梦圆《天安门》

从1996年起到现在，我去过北京很多次，具体次数已很难说清。正因如此，我一直以为对北京尤其天安门很熟悉，每次经过天安门都会仔细端详它。那金色的屋顶飞檐、城楼上的八盏灯笼、深红色的城墙、毛主席巨幅画像两侧的标语，一切似乎都已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被固定成某种政治象征。我并没有想象过在它们背后，会有什么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

　　可是，“平凡之处有不平凡”，当叶大鹰导演真的要拍一部名字叫《天安门》的影片，甚至当我就站在执导这部《天安门》的叶大鹰面前，看着一盏盏巨大的红灯笼在横店影视城明清宫苑景区天安门城楼上被场工们费力地挂起来，听着叶大鹰讲述他拍这部影片的缘起和感慨，我竟依然有些不相信这是真的。如果要用一条成语形容，那就是“瞠目结舌”。也许这就是《天安门》要达到的揭秘效果。

　　影片一开始，就把1949年9月荒草遍地的天安门广场、臭水熏天的金水桥，翔实地呈现在银幕上。而就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之下，必须尽快将天安门设计成一个开国庆典的舞台，这个最紧急的战斗任务，被交到一个部队文工团舞美队二十几岁的几位部队美工手上，还规定要在倒计时28天之内完成。想一想，今天如果稍微清扫或粉刷一下天安门的城墙，就需要经过多少道程序？

　　于是，这几位毛头小伙子，毫不犹豫地把一杠一杠红旗插到了天安门城楼的端，还把巨型的镰刀斧头标志，架在了华表之上。更有激昂的革命标语牌，也像过年挂春联那样，被钉在了天安门城门洞的两边。

　　这些很搞笑的设计当然被彻底否决，因而才有了天安门城楼延续至今的模样：城楼上八盏大红灯笼，毛主席巨幅画像两侧横幅标语。最该感谢的是天安门和它身后那蕴藏了深厚文化传统的故宫整体建筑，它们无声地拒绝了所有过于简单而直接的口号式设计方案，而只有与其内在气质相匹配的设计，天安门才会欣然包容和接纳它们。

　　影片中，当那位曾经专门为清朝末代皇宫制作灯笼的蔺师傅，被美工队战士从京城浴池里请出来，共同参与到制作八盏大红灯笼的过程当中时，《天安门》的故事一下子就生动起来了，并且深深扎进了北京这皇城根的博大地气之中了。影片中的一些镜头更象征着某种传统文化的接力与传递：巨大的灯笼终于如期制作完成，几位部队美工战士按照传统方式向蔺师傅行大礼，而仍然留着长辫子的老艺人蔺师傅，却一脸严肃地向城楼上的大红灯笼举手敬着新式军礼。整部影片仍然如叶大鹰导演的电影《红樱桃》、《红色恋人》一样，节奏流畅、朴实豁亮，不同的是这一部《天安门》的气派更豪迈、更铿锵。

　　2008年11月18日晚，我与电影纪录片《流年影迹》摄制组的编导一起，在横店影视城明清宫苑天安门城楼上采访了正在拍《天安门》的叶大鹰。他说：“我期望的《天安门》是一部欢乐祥和、精神向上、对祖国有情怀的献礼片，真正的为祖国高兴、干杯！我还期望她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电影。就像天安门是国家的象征，而我们的电影也应该在文化传承以及历史章回上找到象征意义。电影《天安门》应该是国家文化坐标上的一个点。”

　　拍《天安门》是叶大鹰导演的一个梦，这个梦一做就是十年。现在，这个梦已经圆了。2009年9月1日晚，当我从北京长安街上的国家大剧院看完山西说唱剧《解放》的演出后，乘车经过天安门时，我特意从车窗外平视夜幕下凉风中的天安门。这一次，我感到它不再是一种难以接近的巨大象征，从华表、城楼顶再到八盏大红灯笼，它们如今在我眼里，处处都充满着传奇的故事。这些传奇的故事，因为一部由叶大鹰导演的影片，以及这部影片诞生在离影片故事发生地两千公里之外的横店，它们之间互相联系起来，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有意思，特别的亲切。我在心里说：“我爱北京天安门！”